轉型後的王以超身著襯衫、西褲、戴著工作牌,出入於朝陽區的高級寫字樓。融資如果他不提起,很少人猜得出他曾經是個記者。攝影_劉浚
羅昌平感慨,在為時不常的十年新聞苦旅,已經迎來數撥應屆生,並又目送數輪改行者。攝影西裝外套_劉浚

  離開《瞭望東方周刊》之後,孫春龍專註做“老兵回代償家”公益,現在是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。
  記者節前夕禮服,王克勤除了像往常一樣忙碌於公益上的工作,還在浙江大學的新聞學院接受“卓越記者訪問計劃”
  褪色的記者
  當昔日的光榮與夢想退去,媒體行房屋貸款業陷入讓堅守的人彷徨、離開的人懷念的尷尬里。而剛剛發生的《新快報》記者陳永洲被抓事件,更是讓媒體業觀察人士展江感嘆,籠罩在中國新聞界頭上的陰霾,卻在這個記者節來臨時特別濃密。
  記者_郭麗萍 北京報道
  ”前記者”王以超曾跟同事打趣,在中國過“節”的起碼都是弱勢群體,記者節的設立意味著正式承認媒體人的弱勢地位。
  2013年11月8日,是中國的第14個記者節。在今年這個節日之前的周末,王以超偷空去了趟麗江。在微博里進行了一番麗江美圖轟炸之後,他被朋友任威風調侃:雙11大促迫在眉睫,你居然敢去旅游,太過分了!
  記者節與這兩位前媒體人已經沒有關係,他們選擇了很多媒體人的轉型路子—進企業,做公關。王以超成了京東公關部的副總監,而任威風是哇哈哈集團的企業品牌總監。如今與王以超關係更密切的,是緊隨記者節之後的“雙11購物狂歡節”。
  王以超與任威風在媒體從業的這10來年裡,他們共同親歷了這個行業從發展迅速、理想主義激蕩的黃金期,衰退到如今紙媒前路渺茫同時為官商腐敗所侵蝕的危機中。
  當昔日的光榮與夢想退去,媒體行業陷入讓堅守的人彷徨、離開的人懷念的尷尬里。而剛剛發生的《新快報》記者陳永洲被抓事件,更是讓媒體業觀察人士展江感嘆,籠罩在中國新聞界頭上的陰霾,卻在這個記者節來臨時特別濃密。
  離開媒體
  《財經》雜誌副主編羅昌平在他的《打鐵記》里感慨,傳媒這個行業的悲涼之處在於,即使為時不長的十年新聞苦旅,已經迎來數撥應屆生,並又目送數輪改行者,自己不經意間成了“前輩”。
  資深媒體人石扉客將當下媒體人轉型的主要出路,歸結為三條:做公關、做公益、做公務員。
  從傳統媒體到網絡媒體,再到企業公關,王以超的轉型路徑完全符合石扉客總結的規律。對於本科、碩士讀的都是物理專業的王來說,當初入行做新聞本來就是改行。在媒體14年的從業生涯里,他先後供職過《羊城晚報》、中新社、《財經》雜誌、財新網、騰訊網、《哈佛商業評論》中文版,除了廣播電視,幾乎所有的媒體形態他都做遍了。
  在改行前,王以超做過許多公司和企業家的報道,但越做他“對企業內部管理能真正瞭解多少”的困惑就越多。抱著想到企業去,從內部看看企業的管理和運作的想法,今年4月,他離開媒體,加盟了京東的公關部。
  現在,轉型後的王以超身著襯衫、西褲,戴著工作牌,出入於朝陽區的高級寫字樓。如果他不提起,很少人猜得出他曾經是個記者。他說話語速很快,不時夾帶著些英文單詞。王以超說他喜歡現在這個成長中的行業,變化快,有新鮮東西,還能找到學習的激情。
  進入企業之後,對於已經離開的媒體行業,王以超有了更加清晰、職業的認識。“我們做傳統媒體的時候,經常會批評公司的管理很差。做過門戶網站和企業之後會發現,傳統媒體的管理其實是最落後的,還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上。傳統媒體的人還是挺自我的,有精英思維,在互聯網做產品,還是要快速響應用戶需求、對技術敏感。”
  前調查記者孫春龍比王以超早兩年離開媒體,但他走了另外一條路。離開《瞭望東方周刊》之後,他專註做“老兵回家”公益,現在是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。
  孫春龍承認,從記者到公益人士,這個轉變非常痛苦。雖然現在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,但更難的是心態的轉變。“相對來說,媒體還是比較強勢、擁有一點權力的職業,以前做媒體更多的是別人來求我們,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自以為是的東西。但做公益之後,是我們要去求別人。”孫春龍說。
  經過兩年來的不停調試,孫春龍覺得自己的轉型才剛剛基本合格,他經常受邀加盟新創刊的媒體,儘管每次心裡都癢癢的,但他覺得已經沒辦法再回去了。“很多事件,我們一看都明白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、背後的原因是什麼,如果再讓我做那些個案的東西,我提不起興趣。謾罵、抱怨沒用,更需要的是以個體的行動去做一些改變。”
  不過,孫春龍認為自己“還沒離開這個行業”。從做記者到做公益,只是工作方向、方式發生了變化,目標、理想、使命性的東西從來沒有變化,他依然會幫助弱勢群體,依然會打抱不平。
  “殊途同歸。”這是孫春龍在微博里為自己做的註腳。
  從光榮到尷尬
  生於1976的孫春龍,記者生涯中當數山西婁煩舉報事件影響力最大。2008年,他在個人博客上發表《致山西省代省長王君的一封舉報信》,舉報婁煩一起被人為隱瞞、拖延的重大事故。這封舉報信的影響力遠超出孫春龍的預料,以時任總理的溫家寶親自批示、婁煩十幾個官員入獄告終。孫春龍也因此受到國家安監總局獎勵,抵達職業的巔峰。
  孫春龍在這個行業工作了12年,正值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中國市場化媒體發展的黃金期,那時記者還是個充滿光環的職業。從事調查記者一職20多年、被稱為“中國的林肯·斯蒂芬斯(美國著名揭黑記者)”的王克勤說,中國嚴格意義上的調查性報道,經歷了2003年、2007年、2010年三個高峰期,這期間也成就了一批傑出的調查記者。
  在第14個記者節前夕,學者展江忍不住感慨起十年前英姿勃發的中國新聞界:借助孫志剛案件和“非典”事件,無論是官媒還是都市類媒體,調查記者大顯身手,締造了一段輿論監督的黃金歲月。
  2003年的記者節,央視隆重推出多名風雲記者:央視的柴靜、曲長纓、冀惠彥,新華社的朱玉,以及來自報界的王克勤、江雪、陳峰、趙世龍,齊齊登榜。“風雲記者的精彩故事和講述,嫻熟的拍攝和激越的音響等元素,令這期節目成為一種新聞事業的勵志片,激勵了一代新聞學子。”
  王克勤歸納了調查性報道三個層面的價值和意義:微觀上,捍衛公民個體的權利、尊嚴,甚至生命安全;中觀上,影響公共政策,比如王克勤本人當年做的河北邢台艾滋病人的報道,直接推動血液管理辦法的出台,《南方都市報》孫志剛事件的報道直接促使收容遣送制度廢除;宏觀上,啟蒙公眾,最大限度地實現公眾的知情權,讓公眾能更深入、全面、系統地認識真實的世界和社會。
  但是,近兩年中國的調查性報道在陷入尷尬與無力,進入最壞的低谷時期。王克勤提出4個指標供判斷:兩年多來,可圈可點的、像樣的調查性報道,屈指可數;許多調查性報道的團隊被解散(王克勤本人先後在2011年、2012年兩次經歷自己在所供職媒體組建的調查團隊被解散);大量媒體的調查報道和深度版欄目被壓縮甚至取締;大量出色的調查記者去職。
  而且,孫春龍、羅昌平、王克勤這些調查記者都發現,媒體的報道已經很難能像早期那樣影響到公共政策了。
  王克勤說:“以前一篇調查報道還能引起轟動、改變,現在不是這樣了,很尷尬和無奈。比如現在報道強拆,但不少地方還將強拆進行到底,報道的當事人還被抓起來。這已經嚴重挫傷了很多調查記者的榮譽感和成就感。沒有了成就感,還做著這樣一份有風險、吃力不討好、收入又比較低的工作,大家覺得很失望、特別沒勁,於是選擇了放棄。”
  即使是在2008年因婁煩舉報信使自己一度陷入最危險和高壓境地的時候,孫春龍對記者這個職業也未有過懷疑,但在一年多之後回訪婁煩的時候,他感到了些許的失望。他發現,儘管有中央領導批示,媒體報道那麼多,影響那麼大,但最後這個事情的解決完全是個虎頭蛇尾,好多該解決的問題沒解決,而且在查處這些問題的過程中,而是用另外一種腐敗去掩蓋前面的腐敗。
  婁煩的舉報信成為孫春龍職業生涯的一個分水嶺,在那之後,他對媒體行業開始產生很悲觀的情緒。一方面,媒體生存受到很大影響,很多當年影響力很大的傳統媒體,發行、廣告下滑非常嚴重。另一方面,未能見報的稿子越來越多。儘管離開媒體行業已經兩年多,孫春龍說起這些依然忍不住嘆氣,“內憂外患吧。”
  孫春龍說,下個月他將到一所高校里做一個講座,關於“理想”。 他依然認為“理想”是這個行業需要堅守的一種特質:“現在已經是一個大家羞於談理想的時代,我覺得這是這個行業最大的潰敗吧。我做記者的時候,有理想的人非常多。但現在沒有一個記者會這麼說,這麼說會被嘲笑。
  在他擔任調查部主任的時候,有一次召集新記者開會,他誇了一個年輕的記者“非常有理想”,得到的卻是對方開玩笑式的一句反駁:你才有理想呢,你全家都有理想。大家都笑了。
  清貧的中產階級
  2011年5月,孫春龍離開了《瞭望東方周刊》,離開了媒體。他本是希望借報道能讓國家、社會的文明向前發展,但到頭髮現報道非但沒能解決問題、推進問題改進,反而是讓對國家絕望的這種悲觀情緒在瀰漫,因此“對自己的質疑和否定就越來越多”。
  據香港城市大學資助的項目《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》顯示,40%的調查記者“不打算繼續”從事調查性報道,30%的調查記者“不確定”,願意繼續從事1~5年調查記者的只有13%左右。
  而這個記者節前夕一波三折的《新快報》記者陳永洲被抓事件,讓本來已經尷尬、無力的中國新聞界,再添了一層“愁雲慘霧”。長沙警方以“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”為名異地抓走陳永洲,又高調在央視上將陳示眾並宣佈其供認收受金錢的事實,讓原先力挺陳永洲的人士內心受傷,並使得中國新聞界的公信力滑入空前的低谷。出台新聞法的呼聲再次響起。
  “這個社會記者面臨的誘惑越來越多,同時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,前面有人在吸引你,後面還有人在推你。”孫春龍說。早在他採訪婁煩事故的時候,曾有人開價20萬,想讓孫春龍放棄。
  “我之所以能堅守,可能是我感覺到自己不能失去底線的東西,而這些東西是自己在從業過程中積累起來的,我不想讓自己的職業聲譽毀於一旦。但是換個角度想,如果他出的數字更大,200萬、2000萬呢,我是不是還能守得住?從人性的角度來講,這個行業是很恐懼的,要面臨這麼大的誘惑、壓力,忍不住的時候可能就會犯錯。”
  孫春龍感慨,在這種環境下,這個社會不是優勝劣汰的良性發展,而是一些堅守底線的人反而被淘汰,受到的威脅更多,生活更窘迫,壓力更大。
  王克勤的經歷是這句話的印證。他的揭黑報道曾引來黑惡勢力出價500萬元人民幣買他的人頭,業內戲稱他為“中國身價最高的調查記者”。但是,在今年2月被迫第5次離開所供職的媒體時,年屆半百的他成了一名“三無人員”,無房、無車、無業。
  在王以超看來,做財經的媒體人,面臨的誘惑可能還更大。進《財經》雜誌之初,領導胡舒立就跟王以超他們說:“你要做一名真正的記者,就要有個心理準備,要甘於做一個清貧的中產階級。”按當時的情況,《財經》的薪酬雖然不能讓記者發財,但還是能夠保證一個過得去的生活水平。
  2000年前後進入媒體的羅昌平和王以超,雖然收入不至於左右他們堅守還是離開媒體的選擇,但他們也都看到瞭如今年輕記者所面臨的新的尷尬情況。
  王以超記得,2000年《南方周末》駐北京的記者,很多月收入都達到一萬多甚至兩萬,這個收入在那個時候可以買到北京三環以內的房子。但是到現在,北京的房價暴漲數倍,而大部分媒體記者的薪酬,基本還是10多年前的水平。
  “記者的收入跟不上房價的暴漲。最早記者可以在三環內房子,後來要跑到天通苑,到了去年這個時候,很多記者連通州的房子都買不起了,只能到更遠的地方,去房山、大興,甚至還得靠家裡資助。我接觸的很多年輕記者,對買房已經失去信心了,不再考慮買房了。”
  王以超在財新網的時候,有個很優秀的編輯月薪5000多元,因為老婆要生孩子,儘管他不願意離開財新網,但後來還是去了一家有8000多月薪的門戶網站。
  “胡舒立以前說媒體能提供一個清貧的中產生活水平,但是現在連這一點都不能滿足了。”王以超說,“我不是物質的人,但在媒體獃著,越來越能感受到新記者的無奈感,這個也是影響很多傳統媒體人才去新媒體的原因。”
  為什麼還要做這行
  今年早些時候,當《新京報》創刊十周年時,羅昌平把從《新京報》深度部出去的人拉到一個微信群里。他發現,這20多個人里,什麼職業都有:有從採編轉變經營的,有在家裡待業的,有轉型了好幾次的,有自己開公司的,有當家庭主婦的,還有考慮移民的……
  在陳永洲被抓事件之後,在媒體堅守了十幾年的羅昌平從來沒有這麼悲觀過:“經濟上和職業上的榮譽兩方面的激勵都沒有,那為什麼還要做這行?所以有一些媒體人寧願改行去企業做宣傳、公關等。而且問題是現在媒體經營不好以後,這個行業會更糟糕,行業的口碑會繼續下降,敲詐勒索的情況還會增加,能踏踏實實做這個行業的人就更少了,所以,很難有原來被尊重的感覺,這是很可悲的。”
  在今年,33歲的羅昌平也不得不思考堅守和離開的問題:因為還是想做這塊的東西,所以要麼就自由職業,但是養活自己會比較難,要麼是互聯網,但很多80後都是互聯網公司的副總裁級別,現在去沒優勢了。
  在孫春龍成功註冊了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的半年前,2011年6月,王克勤聯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共同發起的“大愛清塵·尋救中國塵肺病農民兄弟大行動”。王克勤的理念與孫春龍不謀而合:“從調查記者到公益,其實我的信念沒有發生變化,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,捍衛生命的尊嚴。好多人問我,你怎麼定義自己,我說我是一個堅定的人道主義者。”做公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,是為了彌補在中國做輿論監督、調查報道面對的無限尷尬與無奈。
  記者節前夕,《南都周刊》記者聯繫王克勤的時候,除了像往常一樣忙碌於公益上的工作,他正在浙江大學的新聞學院接受“卓越記者訪問計劃”。他打趣說:“老王同志蠻辛苦的,到浙大來休息休息,讀讀書。”
  這位新聞老兵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重操舊業。“雖然有波折,調查性報道在中國還是非常有價值、意義的一種事業,不僅僅是職業。因此我個人還是有非常濃烈的興趣,還會用合適的方式延續做扒糞的報道和寫作。我們不是為職業而新聞,我們是為人而新聞,讓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生活得更安全,更好,自由、幸福,有尊嚴、人權—是新聞的終極目的。”
  這就像那句在媒體人圈子裡廣為流傳的一句話:
  “我們不能永遠年輕,永遠熱淚盈眶,卻依然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有鄉愁”。
(編輯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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