韓國服飾

　　轉型後的王以超身著襯衫、西褲、戴著工作牌，出入於朝陽區的高級寫字樓。融資如果他不提起，很少人猜得出他曾經是個記者。攝影_劉浚
羅昌平感慨，在為時不常的十年新聞苦旅，已經迎來數撥應屆生，並又目送數輪改行者。攝影西裝外套_劉浚

　　離開《瞭望東方周刊》之後，孫春龍專註做“老兵回代償家”公益，現在是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。
　　記者節前夕禮服，王克勤除了像往常一樣忙碌於公益上的工作，還在浙江大學的新聞學院接受“卓越記者訪問計劃”
　　褪色的記者
　　當昔日的光榮與夢想退去，媒體行房屋貸款業陷入讓堅守的人彷徨、離開的人懷念的尷尬里。而剛剛發生的《新快報》記者陳永洲被抓事件，更是讓媒體業觀察人士展江感嘆，籠罩在中國新聞界頭上的陰霾，卻在這個記者節來臨時特別濃密。
　　記者_郭麗萍 北京報道
　　”前記者”王以超曾跟同事打趣，在中國過“節”的起碼都是弱勢群體，記者節的設立意味著正式承認媒體人的弱勢地位。
　　2013年11月8日，是中國的第14個記者節。在今年這個節日之前的周末，王以超偷空去了趟麗江。在微博里進行了一番麗江美圖轟炸之後，他被朋友任威風調侃：雙11大促迫在眉睫，你居然敢去旅游，太過分了！
　　記者節與這兩位前媒體人已經沒有關係，他們選擇了很多媒體人的轉型路子—進企業，做公關。王以超成了京東公關部的副總監，而任威風是哇哈哈集團的企業品牌總監。如今與王以超關係更密切的，是緊隨記者節之後的“雙11購物狂歡節”。
　　王以超與任威風在媒體從業的這10來年裡，他們共同親歷了這個行業從發展迅速、理想主義激蕩的黃金期，衰退到如今紙媒前路渺茫同時為官商腐敗所侵蝕的危機中。
　　當昔日的光榮與夢想退去，媒體行業陷入讓堅守的人彷徨、離開的人懷念的尷尬里。而剛剛發生的《新快報》記者陳永洲被抓事件，更是讓媒體業觀察人士展江感嘆，籠罩在中國新聞界頭上的陰霾，卻在這個記者節來臨時特別濃密。
　　離開媒體
　　《財經》雜誌副主編羅昌平在他的《打鐵記》里感慨，傳媒這個行業的悲涼之處在於，即使為時不長的十年新聞苦旅，已經迎來數撥應屆生，並又目送數輪改行者，自己不經意間成了“前輩”。
　　資深媒體人石扉客將當下媒體人轉型的主要出路，歸結為三條：做公關、做公益、做公務員。
　　從傳統媒體到網絡媒體，再到企業公關，王以超的轉型路徑完全符合石扉客總結的規律。對於本科、碩士讀的都是物理專業的王來說，當初入行做新聞本來就是改行。在媒體14年的從業生涯里，他先後供職過《羊城晚報》、中新社、《財經》雜誌、財新網、騰訊網、《哈佛商業評論》中文版，除了廣播電視，幾乎所有的媒體形態他都做遍了。
　　在改行前，王以超做過許多公司和企業家的報道，但越做他“對企業內部管理能真正瞭解多少”的困惑就越多。抱著想到企業去，從內部看看企業的管理和運作的想法，今年4月，他離開媒體，加盟了京東的公關部。
　　現在，轉型後的王以超身著襯衫、西褲，戴著工作牌，出入於朝陽區的高級寫字樓。如果他不提起，很少人猜得出他曾經是個記者。他說話語速很快，不時夾帶著些英文單詞。王以超說他喜歡現在這個成長中的行業，變化快，有新鮮東西，還能找到學習的激情。
　　進入企業之後，對於已經離開的媒體行業，王以超有了更加清晰、職業的認識。“我們做傳統媒體的時候，經常會批評公司的管理很差。做過門戶網站和企業之後會發現，傳統媒體的管理其實是最落後的，還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上。傳統媒體的人還是挺自我的，有精英思維，在互聯網做產品，還是要快速響應用戶需求、對技術敏感。”
　　前調查記者孫春龍比王以超早兩年離開媒體，但他走了另外一條路。離開《瞭望東方周刊》之後，他專註做“老兵回家”公益，現在是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。
　　孫春龍承認，從記者到公益人士，這個轉變非常痛苦。雖然現在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，但更難的是心態的轉變。“相對來說，媒體還是比較強勢、擁有一點權力的職業，以前做媒體更多的是別人來求我們，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自以為是的東西。但做公益之後，是我們要去求別人。”孫春龍說。
　　經過兩年來的不停調試，孫春龍覺得自己的轉型才剛剛基本合格，他經常受邀加盟新創刊的媒體，儘管每次心裡都癢癢的，但他覺得已經沒辦法再回去了。“很多事件，我們一看都明白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、背後的原因是什麼，如果再讓我做那些個案的東西，我提不起興趣。謾罵、抱怨沒用，更需要的是以個體的行動去做一些改變。”
　　不過，孫春龍認為自己“還沒離開這個行業”。從做記者到做公益，只是工作方向、方式發生了變化，目標、理想、使命性的東西從來沒有變化，他依然會幫助弱勢群體，依然會打抱不平。
　　“殊途同歸。”這是孫春龍在微博里為自己做的註腳。
　　從光榮到尷尬
　　生於1976的孫春龍，記者生涯中當數山西婁煩舉報事件影響力最大。2008年，他在個人博客上發表《致山西省代省長王君的一封舉報信》，舉報婁煩一起被人為隱瞞、拖延的重大事故。這封舉報信的影響力遠超出孫春龍的預料，以時任總理的溫家寶親自批示、婁煩十幾個官員入獄告終。孫春龍也因此受到國家安監總局獎勵，抵達職業的巔峰。
　　孫春龍在這個行業工作了12年，正值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中國市場化媒體發展的黃金期，那時記者還是個充滿光環的職業。從事調查記者一職20多年、被稱為“中國的林肯·斯蒂芬斯(美國著名揭黑記者)”的王克勤說，中國嚴格意義上的調查性報道，經歷了2003年、2007年、2010年三個高峰期，這期間也成就了一批傑出的調查記者。
　　在第14個記者節前夕，學者展江忍不住感慨起十年前英姿勃發的中國新聞界：借助孫志剛案件和“非典”事件，無論是官媒還是都市類媒體，調查記者大顯身手，締造了一段輿論監督的黃金歲月。
　　2003年的記者節，央視隆重推出多名風雲記者：央視的柴靜、曲長纓、冀惠彥，新華社的朱玉，以及來自報界的王克勤、江雪、陳峰、趙世龍，齊齊登榜。“風雲記者的精彩故事和講述，嫻熟的拍攝和激越的音響等元素，令這期節目成為一種新聞事業的勵志片，激勵了一代新聞學子。”
　　王克勤歸納了調查性報道三個層面的價值和意義：微觀上，捍衛公民個體的權利、尊嚴，甚至生命安全；中觀上，影響公共政策，比如王克勤本人當年做的河北邢台艾滋病人的報道，直接推動血液管理辦法的出台，《南方都市報》孫志剛事件的報道直接促使收容遣送制度廢除；宏觀上，啟蒙公眾，最大限度地實現公眾的知情權，讓公眾能更深入、全面、系統地認識真實的世界和社會。
　　但是，近兩年中國的調查性報道在陷入尷尬與無力，進入最壞的低谷時期。王克勤提出4個指標供判斷：兩年多來，可圈可點的、像樣的調查性報道，屈指可數；許多調查性報道的團隊被解散(王克勤本人先後在2011年、2012年兩次經歷自己在所供職媒體組建的調查團隊被解散)；大量媒體的調查報道和深度版欄目被壓縮甚至取締；大量出色的調查記者去職。
　　而且，孫春龍、羅昌平、王克勤這些調查記者都發現，媒體的報道已經很難能像早期那樣影響到公共政策了。
　　王克勤說：“以前一篇調查報道還能引起轟動、改變，現在不是這樣了，很尷尬和無奈。比如現在報道強拆，但不少地方還將強拆進行到底，報道的當事人還被抓起來。這已經嚴重挫傷了很多調查記者的榮譽感和成就感。沒有了成就感，還做著這樣一份有風險、吃力不討好、收入又比較低的工作，大家覺得很失望、特別沒勁，於是選擇了放棄。”
　　即使是在2008年因婁煩舉報信使自己一度陷入最危險和高壓境地的時候，孫春龍對記者這個職業也未有過懷疑，但在一年多之後回訪婁煩的時候，他感到了些許的失望。他發現，儘管有中央領導批示，媒體報道那麼多，影響那麼大，但最後這個事情的解決完全是個虎頭蛇尾，好多該解決的問題沒解決，而且在查處這些問題的過程中，而是用另外一種腐敗去掩蓋前面的腐敗。
　　婁煩的舉報信成為孫春龍職業生涯的一個分水嶺，在那之後，他對媒體行業開始產生很悲觀的情緒。一方面，媒體生存受到很大影響，很多當年影響力很大的傳統媒體，發行、廣告下滑非常嚴重。另一方面，未能見報的稿子越來越多。儘管離開媒體行業已經兩年多，孫春龍說起這些依然忍不住嘆氣，“內憂外患吧。”
　　孫春龍說，下個月他將到一所高校里做一個講座，關於“理想”。 他依然認為“理想”是這個行業需要堅守的一種特質：“現在已經是一個大家羞於談理想的時代，我覺得這是這個行業最大的潰敗吧。我做記者的時候，有理想的人非常多。但現在沒有一個記者會這麼說，這麼說會被嘲笑。
　　在他擔任調查部主任的時候，有一次召集新記者開會，他誇了一個年輕的記者“非常有理想”，得到的卻是對方開玩笑式的一句反駁：你才有理想呢，你全家都有理想。大家都笑了。
　　清貧的中產階級
　　2011年5月，孫春龍離開了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離開了媒體。他本是希望借報道能讓國家、社會的文明向前發展，但到頭髮現報道非但沒能解決問題、推進問題改進，反而是讓對國家絕望的這種悲觀情緒在瀰漫，因此“對自己的質疑和否定就越來越多”。
　　據香港城市大學資助的項目《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》顯示，40%的調查記者“不打算繼續”從事調查性報道，30%的調查記者“不確定”，願意繼續從事1~5年調查記者的只有13%左右。
　　而這個記者節前夕一波三折的《新快報》記者陳永洲被抓事件，讓本來已經尷尬、無力的中國新聞界，再添了一層“愁雲慘霧”。長沙警方以“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”為名異地抓走陳永洲，又高調在央視上將陳示眾並宣佈其供認收受金錢的事實，讓原先力挺陳永洲的人士內心受傷，並使得中國新聞界的公信力滑入空前的低谷。出台新聞法的呼聲再次響起。
　　“這個社會記者面臨的誘惑越來越多，同時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，前面有人在吸引你，後面還有人在推你。”孫春龍說。早在他採訪婁煩事故的時候，曾有人開價20萬，想讓孫春龍放棄。
　　“我之所以能堅守，可能是我感覺到自己不能失去底線的東西，而這些東西是自己在從業過程中積累起來的，我不想讓自己的職業聲譽毀於一旦。但是換個角度想，如果他出的數字更大，200萬、2000萬呢，我是不是還能守得住？從人性的角度來講，這個行業是很恐懼的，要面臨這麼大的誘惑、壓力，忍不住的時候可能就會犯錯。”
　　孫春龍感慨，在這種環境下，這個社會不是優勝劣汰的良性發展，而是一些堅守底線的人反而被淘汰，受到的威脅更多，生活更窘迫，壓力更大。
　　王克勤的經歷是這句話的印證。他的揭黑報道曾引來黑惡勢力出價500萬元人民幣買他的人頭，業內戲稱他為“中國身價最高的調查記者”。但是，在今年2月被迫第5次離開所供職的媒體時，年屆半百的他成了一名“三無人員”，無房、無車、無業。
　　在王以超看來，做財經的媒體人，面臨的誘惑可能還更大。進《財經》雜誌之初，領導胡舒立就跟王以超他們說：“你要做一名真正的記者，就要有個心理準備，要甘於做一個清貧的中產階級。”按當時的情況，《財經》的薪酬雖然不能讓記者發財，但還是能夠保證一個過得去的生活水平。
　　2000年前後進入媒體的羅昌平和王以超，雖然收入不至於左右他們堅守還是離開媒體的選擇，但他們也都看到瞭如今年輕記者所面臨的新的尷尬情況。
　　王以超記得，2000年《南方周末》駐北京的記者，很多月收入都達到一萬多甚至兩萬，這個收入在那個時候可以買到北京三環以內的房子。但是到現在，北京的房價暴漲數倍，而大部分媒體記者的薪酬，基本還是10多年前的水平。
　　“記者的收入跟不上房價的暴漲。最早記者可以在三環內房子，後來要跑到天通苑，到了去年這個時候，很多記者連通州的房子都買不起了，只能到更遠的地方，去房山、大興，甚至還得靠家裡資助。我接觸的很多年輕記者，對買房已經失去信心了，不再考慮買房了。”
　　王以超在財新網的時候，有個很優秀的編輯月薪5000多元，因為老婆要生孩子，儘管他不願意離開財新網，但後來還是去了一家有8000多月薪的門戶網站。
　　“胡舒立以前說媒體能提供一個清貧的中產生活水平，但是現在連這一點都不能滿足了。”王以超說，“我不是物質的人，但在媒體獃著，越來越能感受到新記者的無奈感，這個也是影響很多傳統媒體人才去新媒體的原因。”
　　為什麼還要做這行
　　今年早些時候，當《新京報》創刊十周年時，羅昌平把從《新京報》深度部出去的人拉到一個微信群里。他發現，這20多個人里，什麼職業都有：有從採編轉變經營的，有在家裡待業的，有轉型了好幾次的，有自己開公司的，有當家庭主婦的，還有考慮移民的……
　　在陳永洲被抓事件之後，在媒體堅守了十幾年的羅昌平從來沒有這麼悲觀過：“經濟上和職業上的榮譽兩方面的激勵都沒有，那為什麼還要做這行？所以有一些媒體人寧願改行去企業做宣傳、公關等。而且問題是現在媒體經營不好以後，這個行業會更糟糕，行業的口碑會繼續下降，敲詐勒索的情況還會增加，能踏踏實實做這個行業的人就更少了，所以，很難有原來被尊重的感覺，這是很可悲的。”
　　在今年，33歲的羅昌平也不得不思考堅守和離開的問題：因為還是想做這塊的東西，所以要麼就自由職業，但是養活自己會比較難，要麼是互聯網，但很多80後都是互聯網公司的副總裁級別，現在去沒優勢了。
　　在孫春龍成功註冊了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的半年前，2011年6月，王克勤聯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共同發起的“大愛清塵·尋救中國塵肺病農民兄弟大行動”。王克勤的理念與孫春龍不謀而合：“從調查記者到公益，其實我的信念沒有發生變化，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，捍衛生命的尊嚴。好多人問我，你怎麼定義自己，我說我是一個堅定的人道主義者。”做公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是為了彌補在中國做輿論監督、調查報道面對的無限尷尬與無奈。
　　記者節前夕，《南都周刊》記者聯繫王克勤的時候，除了像往常一樣忙碌於公益上的工作，他正在浙江大學的新聞學院接受“卓越記者訪問計劃”。他打趣說：“老王同志蠻辛苦的，到浙大來休息休息，讀讀書。”
　　這位新聞老兵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重操舊業。“雖然有波折，調查性報道在中國還是非常有價值、意義的一種事業，不僅僅是職業。因此我個人還是有非常濃烈的興趣，還會用合適的方式延續做扒糞的報道和寫作。我們不是為職業而新聞，我們是為人而新聞，讓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生活得更安全，更好，自由、幸福，有尊嚴、人權—是新聞的終極目的。”
　　這就像那句在媒體人圈子裡廣為流傳的一句話：
　　“我們不能永遠年輕，永遠熱淚盈眶，卻依然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有鄉愁”。
（編輯：SN054）